【摘要】成吉思汗祭奠已历八个世纪，是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形成的蒙古族祭祀文化现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地区的达尔扈特群体一直传承着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在几百年传承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祭奠不断融进新的因素，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达尔扈特这一群体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达尔扈特后代中有行政干部、军人、商人、记者、企事业人员，也有走出国门的学者。向外发展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传承人群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如果不尽早稳住达尔扈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延续了八百年的成吉思汗祭奠也会面临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冲击，让蒙古族非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措手不及之感，在这样的境遇中达尔扈特这一传承人群更需要冷静思考、提高自己的担当意识，更加强化传承保护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让古老的成吉思汗祭奠活在当下，留给后人，让它永远传承不断。

【关键词】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吉思汗祭奠  达尔扈特群体  传承人群

“鄂尔多斯”一词在明代汉籍中已有记载。“鄂尔多斯”是鄂尔多的复数形式，是诸多鄂尔多之意，以管理八白宫的人众为主逐渐形成部落，鄂尔多斯成为部族名。鄂尔多斯在《明实录》、《九边考》等汉籍中以“阿尔秃斯”、“阿尔秃厮”等字样出现，清代以后译为“鄂尔多斯”。据明人记载，鄂尔多斯人最早进入河套地区[1]的时间是1470年。河套地区在元代属山西行省延安路管辖[2]，1370年进入明朝版图，永乐以后废弃，成为空虚之地。河套废弃之后蒙古人进入此地，鄂尔多斯部，带着成吉思汗祭祀圣物，从14世纪开始，先后从蒙古高原­迁移，约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大批进入黄河南北的宝日套亥（河套）地区。从此，鄂尔多斯部定居的宝日套亥，被称之为“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部中具体负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苏勒德以及祭祀圣物事务的群体为守灵达尔扈特人，他们世代延续，肩负神圣使命[3]。

16世纪30年代，鄂尔多斯万户分布在黄河南北广阔的草原­上。其南至长城，西至阿拉­格乌拉­、阿拉­坦特布希（今阿拉­善右旗一带），北至阿拉­善山（贺兰山）以北的草原­一直到额济纳河和黄河后套的草原­，东至黄河以东土默特川。到清代，鄂尔多斯部被挤到黄河的内套地区。1636年（明崇祯九年），漠南蒙古十六个部，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四十九个封建领主承认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合汗，后金改国号为清。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将鄂尔多斯划分为六个旗，设六个札萨克，合为一个盟，即伊克昭盟。1736年（乾隆元年）又增加一个札萨克，建立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扎萨克旗）。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诸多奉祀之神的鄂尔多斯部当中，有个叫“达尔扈特”的群体。成吉思汗守灵人达尔扈特，随鄂尔多斯部进驻黄河内套地区[4]。

达尔扈特，这一名称来自“达尔汗”一词，有“担负神圣使命者”之意。

达尔扈特，是鄂尔多斯部的组成部分，是世世代代一直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人们。鄂尔多斯部，经­过较长的一段历史，人数自然变多。鄂尔多斯部迁移漠南以后，占据着黄河南北宽阔的草原­。鄂尔多斯部的祖先虽然都曾经­在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斡耳朵）服务，后又为成吉思汗八白宫服务，但后来，大多数人只是随八白宫移动，居住在八白宫所在地的周围，承担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奉祀之神所需的物品、费用。其中鄂尔多斯部中与八白宫直接有联系，能够代表各氏族、各方面的一部分人承担了平时的守护、祭祀、管理、迁移八白宫等具体事务。这部分人的祖先，当时被大蒙古国授为“不服兵役、不纳税赋”的“达尔汗”，他们是专门看守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特殊权利的人们。后来，由这部分人组成的群体，便是守灵人——达尔扈特。专门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五百户达尔扈特，绝大多数来自鄂尔多斯各旗，也有一部分来自其他盟旗。

五百户达尔扈特，虽然在清朝康熙年间重新组成，但他们的祖先，多数是在成吉思汗宫廷内做事的著名将领。在鄂尔多斯部达尔扈特中，成吉思汗著名大将博斡儿出和木华黎的后裔及所属部民后代为多数，其中也有其他氏族人员。他们世世代代继承了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和苏勒德的神圣职业。1649年（顺治六年），成吉思汗宫帐迁至大伊金霍洛后，守护、祭祀八白宫的达尔扈特人居住在大伊金霍洛周围[5]，鄂尔多斯济农、郡王额璘臣为达尔扈特封给了牧场。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由清朝重新封了五百户达尔扈特，集中居住在大伊金霍洛一带，建立达尔扈特艾玛格，不属哪个旗札萨克的管辖，而是由鄂尔多斯济农直接管理，形成了达尔扈特特区。

达尔扈特特区内建立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禁地。在这禁区内不准开垦，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破坏草场，不准盖土房，保护自然，使成吉思汗宫帐周围保持原­始草原­环境。禁地包括“圣地禁区”、“内禁区”、“外禁区”等三个禁区。“圣地禁区”西端为高珠高尔敖包，东端到陶高布拉­格，南端为宝日陶劳盖，北端到甘德尔敖包。“圣地禁区”内禁止居住；“内禁区”西端为博日哈日陶劳盖，东端古日班敖包，南端为高陶古尔阿玛，北端为塔林敖包。“内禁区”内，除太师、太保、芒乃、乌苏班贺希格的亚木特德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居住；“外禁区”西至查干柴达木，西北至岱套亥的乌兰陶劳盖，北至图赖宝日勒金，东北至色斯敖包，南端乌日图河、彻尔彼庙，西南至红铜­壕、寨森­召。后来，“外禁区”内允许达尔扈特种田。

伊金霍洛，是草原­历史文化圣地。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是供奉成吉思汗八白宫及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的地方。雄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坐落在这里。举世瞩目的成吉思汗陵，是历史伟人成吉思汗的象征，是祭祀这位伟人英灵的神圣地方。成吉思汗陵，以优美的草原­环境，神秘的人文景观显示着草原­帝王陵雄姿，是著名草原­历史文化圣地。

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金霍洛，蕴藏着蒙古民族古老的祭祀文化、宫廷礼仪文化和民俗文化。达尔扈特人传承的独特的文化，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特别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世界上绝无仅有。守陵部落鄂尔多斯部及达尔扈特人，近八百年来世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寝原­型“八白宫(室)”，完整地继承和保留了13世纪蒙古王朝时期的神秘的祭祀文化和独特的宫廷礼仪文化。这一传统文化，是蒙古民族民俗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新的民族政策关怀下，鄂尔多斯传统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人的介入八白宫西迁，解放后经政务院批准八白宫迁回伊金霍洛，鄂尔多斯蒙古族找回离别十五年之久的伊金圣物。西迁圣物迁回故地时，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国家代替原有封建家族接管了八白宫，在客观上需要一个便于管理的集中场所。因此，批准西迁物迁回故地的同时，国家拨款80万元兴建了“成吉思汗陵”。1954年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重建了成吉思汗陵，1956年落成，将祭祀成吉思汗的宫帐与八白宫迁至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陵宫。为了纪念供奉成吉思汗宫帐长达307年的遗址，便立了“大伊金霍洛遗址”碑，进行保护。

从此，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雄伟建筑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成为一代伟人成吉思汗的象征，成为蒙古族祭祀祖先的圣地。成吉思汗圣物西迁期间，随行达尔扈特在西迁地守灵司祭，同时鄂尔多斯的祭祀也在延续。当圣物重返故地时，鄂尔多斯人民已成为鄂尔多斯故土真正的主人，此时当家做主的蒙古民众需要一个崭新的祭祀局面。新中国成立，成吉思汗祭奠中所有不合理习俗被废除，成吉思汗祭奠成为鄂尔多斯民众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时代需要八白宫以新的面貌展现在鄂尔多斯人民面前。新陵建成后，所有祭祀集中进行，这不仅给管理和祭祀带来方便，也保护了历史文物。成陵的建成，改善了蒙古族的祭祖条件，使成吉思汗祭奠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成吉思汗祭奠已历八个世纪，是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形成的蒙古族祭祀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八个世纪中蒙古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祭奠本身却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纵观成吉思汗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定型、巩固、再发展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八白宫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冲击，但在灵魂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成吉思汗祭奠，无论八白宫如何辗转南北，只要灵魂象征物存在，人们就可以施祭、行祭。鄂尔多灵魂祭祀的特殊文化形式，是成吉思汗祭奠能够延续至今的最根本缘由。成吉思汗祭奠是祭祖传统的流转与发展，因此在祭奠中留下很多火神崇拜和祭火的残留。最早承办四大鄂尔多祭祀的是成吉思汗大妃孛尔帖所生幼子——“守灶人”托雷。[6]这一点在鄂尔多斯可找到佐证：鄂托克旗有供奉托雷的旧址；成吉思汗陵仍供奉着托雷及其夫人的灵包；春季祭奠专门的祭祖仪式嘎利勒祭由托雷所属的“鄂托克伊如勒其”主持（其余仪式由达尔扈特人主持）等等。托雷用过的灶火器具作为成吉思汗家族及大蒙古国古鲁门特象征曾是托雷祭奠的主要对象，鄂尔多斯托雷祭奠与八白宫有密切关系。[7]农历每月初一和初三的成吉思汗祭奠月祭（也称小祭）首先从金宫灶火小祭开始，每年四时大祭首先从金宫祭灶大祭开始，这与火神崇拜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祭火习俗及火神观念深入蒙古人思想。从祭灶大祭祭词中也可管窥蒙古人如何重视香火传递的火神观念：……向那圣主季子，代表宗室社稷的香火，洒祭香脂醇酒，愿为贤明向上的朝廷，君主可汗哈屯和全体国民，恩赐那永久的安康幸福；以生铁为父的，以燧石为母的，以硬铁为父的，以砾石为母的，以榆树之薪为命的，向那圣主季子，旺盛的香火，洒祭香脂醇酒……[8]农历腊月二十三是蒙古族传统祭火神的日子，这天的金宫祭灶也最为隆重。在成陵仍沿袭着腊月二十三祭灶传统，只是由于场地、环境和条件所限，现今的祭祀较为简化。除此之外，每日诵读伊金桑、苏鲁锭桑[9]之前，燃烧香柏进行净化是达尔扈特必行之事。在萨满教信仰者看来，病痛、灾难、危机等都是因为鬼怪、污秽之物附在身上所致，这种污秽之物也可能附在神灵之上。显然，燃烧香柏以火净化，是达尔扈特为保证污秽之物远离八白宫圣物[10]。

达尔扈特人世代承袭，子承父业，为成吉思汗司祭、守灵达八个世纪。[11]清朝开始实行达尔扈特帐目管理，建立男性登记制度。目前在鄂尔多斯守陵的达尔扈特是第38和39代传人。成吉思汗祭奠能够延续至今，与达尔扈特严密的管理机构密不可分，到成陵接触达尔扈特，深刻体会到他们最谙熟的是“赫西格”、“哈然”二词。达尔扈特人子承父业世袭司祭，且有各自固定不变的司祭职司。达尔扈特实行艾玛格（区）下的哈然管理机构，每个哈然所属三个赫西格，六个哈然共十八个赫西格。达尔扈特艾玛格直接受济农管理，分大、小两部，东西各八大牙门图（意为主持）管理体系。伊金达尔扈特又称大部达尔扈特，苏鲁锭达尔扈特称小部达尔扈特。哈然长官为“大达玛勒”，从达尔扈特牙门图中产生，由济农委任。赫西格是达尔扈特管理机构中的组织“细胞”。赫西格的组成主要以守护奉祀之神划分，不同赫西格职司不同）。赫西格的长官称“小达玛勒”，小达玛勒从达尔扈特中产生，不是牙门图也可以担任此职。六大哈然，十八个赫西格目前基本保留，但在成陵工作的达尔扈特一人充当多种角色，一个赫西格兼职几个赫西格工作。目前在成陵专职从事祭祀工作的员工均为牙门后代，全部为蒙古族、男性[12]。

据达尔扈特不完全统计，“2005年春季大典的祭拜者约达到3万人次，基本与2004年持平。2004年春季大典主祭日逢闰二月，很多人错过大祭日时间未能参与春季祭奠。2005年由于成陵进行改扩建施工影响了祭祀人群规模。自施行黄金周假日制度后，集中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据达尔扈特介绍，春季大典的祭拜者最多的时候达到10万度人次”[13]。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在几百年传承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祭奠不断融进新的因素，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达尔扈特这一群体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2004年祭祀闲暇期（冬季），聘请专业电脑老师对年轻达尔扈特进行培训，邀请专家讲授蒙古历史。达尔扈特除经营畜牧业外，生产方式已向多元化发展，在成陵附近达尔扈特所从事的行业涉及各个领域：开办传统蒙古包厂，开餐馆发展旅游项目，经营民族用品店铺等等。达尔扈特集中居住的霍洛镇，生活社区该有的设施和服务基本都有，医疗卫生、学校、交通、餐饮、娱乐、小商品市场、清洁服务等等，他们的经营主体基本都是达尔扈特。集中居住范围内职业结构发生分化的同时，达尔扈特人正走出伊金霍洛不断向外发展。达尔扈特后代中有行政干部、军人、商人、记者、企事业人员，也有走出国门的学者。向外发展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传承人群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如果不尽早稳住达尔扈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延续了八百年的成吉思汗祭奠也会面临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冲击，让蒙古族非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措手不及之感，在这样的境遇中达尔扈特这一传承人群更需要冷静思考、提高自己的担当意识，更加强化传承保护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让古老的成吉思汗祭奠活在当下，留给后人，让它永远传承不断。笔者认为，达尔扈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当下理应担负起如下使命。

一，在“文革”时期成吉思汗祭奠中断过，达尔扈特群体现在应该有意识地做一些恢复、重建的工作。改革开放后虽然恢复了大部分仪式活动，但还有一些仪式活动和祭祀细节还没有得到按原样恢复，达尔扈特群体应加大力度抢救、挖掘和复原濒临消失的相关仪式，并想尽办法重建或重修历史上的祭祀遗址。

二，培育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要把达尔扈特群体自身看作一般的祭司人员。进入21世纪，成吉思汗祭奠作为蒙古族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经典登上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尔扈特人是成吉思汗祭奠的仪式活动的传承主体，是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的传承人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达尔扈特群体理应超越祭司身份，更加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样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更加自觉主动地投入到传承和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

三，应尽早行动起来抢救和挖掘老一辈达尔扈特人的文化记忆，通过口述史料的挖掘、记录、整理建立一个完备的传承人档案库，以利将来建立一个成吉思汗祭奠数据库，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近些年，随着成吉思汗陵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成吉思汗祭奠和达尔扈特人的民俗文化成为一种人文资源。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在外部环境和旅游业的直接影响下蒙古族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吉思汗祭奠的原貌发生了一些变化，祭奠的人文环境和神圣氛围受到来自游客的冲击，如何保护成吉思汗祭奠的原真性，原汁原味地继续传承成吉思汗祭奠这一国家级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任务已成为达尔扈特群体的当下使命。旅游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旅游业对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却往往被忽视。具有特色的民俗风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祖先祭祀、婚丧嫁娶这些标志性民俗事项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这些“非日常民俗”既具有一般民俗的特点，又具有其“非日常”之处：严格的礼仪禁忌，特别是宗教祭祀具有神圣性、严肃性、民族性。但是，一些旅游景点，每天向游客表演祭祀仪式、祭祖场面等“非日常民俗”事项。这些“非日常民俗”的日常化、表演化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给旅游地民众和民俗传承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在做好管理、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以合适的规模和速度开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达尔扈特人应适当阻止不合理的乱开发现象，尽量避免过分商业炒作，以确保成吉思汗祭奠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严肃性和原真性。

五，城镇化过程中要留住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经­过几年的努力，包括伊金霍洛镇在内的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的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举世闻名的成吉思汗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几年来，成吉思汗陵周围牧民开发的旅游服务业，逐步向规模化方向发展。牧民骑马、民俗表演、旅游纪念品销售、蒙古包生产等旅游服务内容也明显增多。特别是经­过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的开发建设，刚刚建立的新型伊金霍洛小镇内，正在形成旅游一条龙服务体系。这些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当地传统的牧业经­济逐步向新型第三产业转变，农牧区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三产的发展，当地从事三产的人数显著增加。然而，对于达尔扈特群体来说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挑战。部分青少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开始“向钱看”，忘记了自己传承祖业的神圣使命，逐渐淡忘了祖先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和祭祀规矩，年轻人不愿意接过父辈或长辈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力棒”而成为传承人，一些仪式活动表演化倾向比较明显，长此下去必然会影响到成吉思汗祭奠的原真性和未来传承。

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非遗保护意识的培育应从娃娃抓起。达尔扈特群体聚居的伊金霍洛蒙古族幼儿园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唯一的一所幼儿园。始建于1993年，当时是霍洛蒙古族小学附属幼儿园，大小2个班，共有21个学生，3个教职工。2012年9月独立出来成立了伊金霍洛蒙古幼儿园，2013年10月搬迁现校址。幼儿园总投资为2990万元，按照自治区标准化示范园设计建设，教学楼总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8000平方米，设计12个教学班级。校现有教学班7个，在校生140名（蒙古族有82名）。现有教职工25名，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有10人，专科学历的有13人，专任教师合格率100%[14]。该幼儿园从2012年开始开设了民俗课，因没有当地民俗方面的教材，用的是锡林郭勒盟编写的教材。幼儿园在成陵管委会的协调下每年的成陵祭奠时都领孩子们去参观，让孩子们参加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了解成吉思汗、认知达尔扈特人的历史，这是很好的开端，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包括成吉思汗祭奠在内的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加以丰富和完善相关课程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当初的河套地区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内的广阔地域。

[2]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3]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守灵人史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4]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守灵人史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5]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守灵人史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9-20页。

[6]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7]楊海英：『ｵﾙﾄﾞｽ・モンゴルの祖先祭祀——末子ﾄﾛｲ・ｴｼﾞﾝ祭祀と八白宮の関連を中心に』．

[8]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

[9]“桑”是赞颂之意，“伊金桑”是对成吉思汗的颂词，“苏鲁锭桑”是对成吉思汗战纛苏鲁锭的颂词。

[10]引自乌云格日勒著：《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40-47页。

[11]鄂尔多斯人的先祖就是最初守护并祭祀八白宫的成吉思汗将领后代组成的“怯薛军”，即宿卫部队。宿卫部队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建立的力量，由当时的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子孙后代组成，他们平时负责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工作，战时则是成吉思汗可随时调用的精锐、机动力量。达尔扈特人的主要成员是从鄂尔多斯人中抽调组成的，因此达尔扈特是为成吉思汗守灵、司祭长达八个世纪的群体。

[12]引自乌云格日勒著：《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1页。

[13]乌云格日勒著：《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22页。

[14]伊金霍洛蒙古族幼儿园：《蒙古族幼儿园简介》

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